新中国成立初期汉语拼音字母的确定(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以及印尼等都采用了拉丁字母。诚如周有光所言:“作为文化工具的字母,跟作为交通工具的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一样,它们是被人们运用的工具,工具
综上所述,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对于采用何种形式的字母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各自从语言学、文字学乃至政治和文化、民族心理等角度论证了民族形式字母、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的优劣,但此事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还需要在实践层面加以研究和试验。
国家文字改革机构的研究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实施
在1952~1954年期间,文研会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文研会拼音方案组内部一开始对于如何理解和拟制民族形式拼音字母存在不同的认识,大致有三种主张:黎锦熙主张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陈家康等主张新创一种字母;吴玉章、韦悫、林汉达等赞成打破界限,不限于注音字母,可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关于民族形式,大部分委员认为民族形式是指拼音字母如何确切地表现本民族的语言,应力求做到美观、容易辨认,便于从左至右书写,不受汉字束缚。拼音方案组经过讨论初步决定:因为注音字母已有群众基础,应以注音字母作为民族化拼音字母的基础,可以根据一定的原则略做修改。[8](pp.28,34)
1953年初,文研会将拼音方案组所拟制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同时,胡乔木也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文研会内部讨论民族形式字母的实际情况,还找了一些反映世界字母文字发展情况的书供毛泽东参考。[31]此后,胡乔木向文研会领导转述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32]接到毛泽东的审阅意见之后,文研会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委员们一致认为,接下来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比如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字母,研究出更简易的字母方案来。[33]不过,此时委员们对于民族形式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字母形式要接近汉字。[8](p.39)
与此同时,195?月,文研会共收到社会各界人士寄来的194种新拼音方案。从字母的形式来看,主要来源于汉字偏旁、笔画和注音字母而拟制的方案以及采用拉丁字母或者借用斯拉夫字母而拟成的方案。实际上,文研会对于民间所提的拼音方案都不大满意,认为采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固然有诸多缺点,但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大多数拘泥于汉字形式,有的还增加意符,创制新形声字,造成笔画既多,构形也复杂,“群众是不好记不好用的”。[34]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把文字改革工作由研究阶段推向实践阶段,1954年10月,周恩来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8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55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务为做好三项准备工作: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普通话)的教学。1955年2月,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7](pp.50~51,168)1955年3~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召开了10次全体会议、18次分组会议,一共开了28次会议,讨论和研究标准音问题、音节结构问题、声调问题和字母形式问题等。关于字母形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到底用新创的汉字笔画式的字母,还是用国际通用字母”,拼音方案委员会意见仍然不一致,对于采用哪一类型的字母还在继续研究。在此种情况下,为了对比研究,从6月起,“拼音方案委员会分设甲乙两个小组,分组进行讨论和拟定具体方案”。“甲组的任务是讨论和拟定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18](pp.173,174)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根据注音字母分别拟制了三种民族形式字母;陆志韦、郑林曦拟制了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35]甲组经过多次讨论,仍未能选定推荐方案。“乙组的任务是讨论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拼音方案”。经过讨论和研究,乙组“做出了一套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草案”,“还拟订了一个俄文字母式的方案”,“这两个方案经过拼音方案全体委员会讨论,决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为国际通用字母类型的推荐方案”。同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文章来源:《绥化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hxyxb.cn/zonghexinwen/2020/0803/344.html